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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儿子,爸爸回家了!”带着《人间世》100个抗疫故事

2022-11-21 09:15:46 作者:匿名   阅读:4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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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问导演范士广,是否会让孩子看爸爸拍的抗疫故事。范士广聊起他思考过很久的辩题——家长愿意让孩子活在...

3月31日,《人间世》的总导演范士广在朋友圈发了一张从武汉飞往上海的机票,并配文“儿子,爸爸回家了!”伴随着金银潭、雷神山等医院多病区“关舱”,在离家的第28天,范士广带着一部震撼人心的抗疫故事回到上海。



在疫情暴发的两个月间,范士广带领《人间世》摄制组在上海、武汉两地的抗疫医院蹲守拍摄了逾三万分钟的素材,剪成共六集240分钟的“特别版”纪录片。这也是一部特殊的纪录片。镜头中,所有受访者都因护目镜和口罩看不见面容,衣服上的名字是他们唯一的符号;镜头中,有金银潭医院的女患者在离院前边鞠躬,边记下每个护士的名字和电话号码;有一位穿着皮卡丘服的普通市民,举着“谢谢”的纸牌数小时为医疗队送行……


“红区是禁区,但生命终究是禁锢不住的。”范士广说,在这种极端的环境里,当所有人不再强调社会属性,留下的,只有生命对抗病魔的顽强,以及陌生人之间最美好、纯粹的关怀与疼惜。


采访最后,记者问及范士广,是否会让孩子看爸爸拍的抗疫故事,面对这段经历。范士广思考片刻,聊起他思考过很久的辩题——家长愿意让孩子活在童话世界,还是告诉他现实世界的真相?范士广选择后者。“我希望这一代的孩子们,未来都能去看这些影像。我想让他们知道,在这个年代,人类曾经很努力地对抗命运,以及灾难中人性的光芒是多么闪亮。”



第一次红区拍摄后,手机还滴着消毒水


3月3日早上,范士广照例陪五个月的儿子去打预防针。这时候孩子还不知道,几个小时后,爸爸就要背上行囊前往“疫情重灾区”武汉。“回来的时候应该还是春天,重新报儿子体重。找大家吃火锅!” 范士广出发前发了一条朋友圈。


早在二月初疫情全面暴发时,范士广便有些“坐不住了”,每天关注着武汉的新闻,向医疗系统打了无数个联络电话。他想马上带组去武汉,“抢救式”记录那里发生的一切。2003年SARS爆发时,范士广即将参加高考,但十几年过去,他竟对当时发生的事情,印象极其模糊。而纪录片正是最好的时代切片,可以把看到的、思考的、观察的,永远记录下来,并留给后人反思。“人的记忆都会慢慢淡化,但镜头可以永久保存。我们希望《人间世》能记录下2020年这个最不能遗忘的春天。”


3月3日晚7点,范士广与3名摄制组成员柯丁丁、谢抒豪、周圣乐,坐上了一趟往武汉运送物资的绿皮火车。次日凌晨四点,火车抵达。整个城市被漆黑笼罩,路上没有任何车和人的影子,所有商业建筑全部关闭着灯光,甚至连建筑物的轮廓都看不清。“你就像一瞬间被投入另一个星球,一切都戛然而止。”


《人间世》特别版摄制组出发。


同一天,摄制组前往金银潭、雷神山和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三家新冠定点治疗医院拍摄。此前,范士广和团队已经在上海的医院拍摄了近一个月,学习过专业医疗防疫流程,“刚开始很不适应防护服,因为非常闷热。10分钟不到你就会觉得闷得受不了;之后更难忍受的就是头疼、缺氧,眼球被护目镜压迫得凸起疼痛。有时候一拍就是五、六个小时。”而来到武汉后,摄制组又重新进行培训,仅是如何正确洗手就学习了一个上午。


而摄制组面临不仅是被病毒感染的风险。严密的消杀过程,让体型巨大、无法浸泡在酒精中的摄影机,根本无法进入“红区”——抗疫医院中重症隔离病房,也是人类与病魔激烈交锋的战区。最终范士广只能用手机“背水一战”。手机的防水性让它扛住了红外线“烤”、酒精擦拭、过氧乙酸擦拭、酒精浸泡的正常污染物消毒过程;进区、出区前,都要重复以上的步骤。完成拍摄后,范士广需要从人员通道出区,手机则会单独经过污染物通道,用非常厚的黄色塑料袋层层包裹,被运送到特定地方。


第一次从红区拍摄后,范士广颤抖着一层层拆开手机“防护”,拎出来的时候,手机还滴着消毒水。他不知道此次“试验”能否成功。当他看到开机logo出现的那一刻,纠结、紧张、害怕、开心,五味杂陈,“素材保住了!”范士广兴奋地说。而第一集《红区》七成以上的素材,都是这样用手机拍摄的。


记录下医生早期面对病毒的焦灼


金银潭马上要关舱了,所有医护人员都在欢呼、庆祝,护士陈贞却带范士广来到空着的18床床前。她护理的一个病人曾在这里离世。如果说《人间世》中面对的生命无常,每天都在持续发生,此次疫情带来的无力感,更像是汹涌的热浪,在几天或几个小时之内突然袭来,让每个人应接不暇、喘不过气。



在雷神山医院,摄制组记录了两个病人等待一台ECMO的“绝境”。ECMO是生命支持系统,可以暂时替代人的心肺功能,为治疗赢取时间。但一台近百万元的ECMO对医院而言是“稀缺资源”。如果在日常情况下,医生通常会参考家属的意见,毕竟使用价格不菲;但在任何外部条件都无需考虑的抗疫时期,医生会产生更大的纠结和痛苦。“两个人只能选一个,医生只能在医学上判断,救病情更危重的。但这种来自于现实情况的困境,会让医生产生极大的无力感。”范士广说。



然而在范士广看来,疫情期间最无力的,无疑是抗疫早期,医生要在完全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下救治。上海华山援鄂医疗队医生陈澍刚到光谷院区重症监护室时,没有任何穿戴防护服的经验,经常会因闷热导致眼镜起雾,什么都看不清。他只能听到耳边不停传来病人呼救的声音。他想一把把护目镜扯掉。“你能想象他那个时候眼前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吗?”范士广说,光谷院区副院长刘继红曾向他形容,新冠病人就像一辆发动机出了故障的汽车,爬过这个高坡,他就能活;而医生能做的,只是在他爬坡时,推一把。



为了纾解医护人员的内心焦虑,上海曾指派50人的心理医生团队前往武汉,为医护人员进行心理疏导。在“巴林特小组”(曾是促进医生和病人之间理解和思考的小组),心理医生和几个医护人员围坐在一起,宣泄在医院遇到的困难,或难以解脱的心理障碍。一位驻守金银潭的护士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了,她的儿子每天都抱着妈妈的枕头睡觉,因为上面有妈妈的味道。一名护士长说,当她知道武汉医护人员感染严重的消息后,她把所有的银行卡密码都告诉了家人,就像是诀别。


巴林特小组每天都在讲述不同的故事。“如果说医院的无力感是面对生命的抢救,但往往真正击溃内心最后一道防线的是这种亲情。”范士广说,来自上海的一名42岁的心理医生,在来武汉短短20天内,迅速白了头发,“那一刻我才明白,什么叫惺惺相惜。”


医生和患者在此处相逢,性命相托


在“红区”蹲守时,范士广曾经拍摄了这样两个故事。


12床一位81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因糖尿病,右腿迅速坏疽。但隔离病房不具备手术条件。上海援鄂护士卢文文照顾了老爷子半个多月,她哽咽地握着老爷子的手说“我们医护人员都很努力,虽然你现在听不到也感受不到,但真的希望你加油。”


另一位护士护理的一位病人,在弥留之际没有家人在身边陪伴,于是她把病床推到走廊里,坐在大概距离10米的位置,像亲人一样陪他走完了最后10分钟。


“就像陈贞护士,和去世的病人也根本不认识,只不过照顾了他几天。但这就像这个世界如果只剩下你和我,你离开了,我本能会产生痛苦。这是对生命逝去感到的痛苦。”范士广和每个医护人员一样,全身包裹得像个粽子,很多护士曾把他当做医生;在这里,病人从未见过医护人员的脸,不知道是胖是瘦,是美是丑,生离死别都很难再相见。大家在此处相逢,性命相托。


在来到武汉前,范士广没有对主题、拍摄内容做任何预设。而原本只计划在武汉拍一集内容,扩充到两集,直到最后成片中的四集,他想不到这里会有那么多动人的故事。例如第四集《脸庞》的拍摄契机,是突然有一天,范士广和护士们随机聊天,他发现,面前这些“白衣天使”的防护服之下,其实都是再平凡不过的人。有的人背着家人偷偷来到抗疫一线,有的人原本计划春节后就与男朋友举办婚礼。而无论是护士、医生、甚至保洁阿姨,他们与病人就像是囚困在同一个牢笼当中,彼此陌生,又相互依偎,每个人都在这个医院里有着独特的个人记忆。


“我们不应该功利性地要拍多宏大的故事,这些属于每一个医护人员的回忆,才是最真实的,更能持久的故事。”范士广当时便提出变换拍摄思路,在医院采访一百个人,讲述一百个真实的抗疫故事,记录一百张平凡却崇高的面庞。“我们所谓对医护人员的歌颂,不是单纯空洞的喊口号,我们通过这些故事,才能体现医护人员最真实的人性崇高,和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情感。”



这两个月间,范士广最难忘的画面,是来自上海和武汉的医护人员推着12床在转院做手术的路上,路边的桃花全部盛开了。其中一位医生提议“给我们五个人拍张照片吧!”照片中,白色衣服的是武汉的医护人员,蓝色衣服的是上海的医护人员,他们彼此不知道姓名,也从未见过对方的样貌,“我们很难见到人和人之间如此纯粹的情愫,但在疫情期间,随处存在。”


新京报记者 张赫

编辑 佟娜 校对 李立军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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